春秋战国青铜器之新变

Feb25

春秋战国青铜器之新变

时间:2014/02/25 02:06 | 发布:历史新知网 | 分类:春秋战国

春秋战国青铜器之新变

  唐兰认为中国青铜器远在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(新石器时代中期)就出现了;安志敏认为“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”是属于二里头三、四期的,而他将二里头文化全部归属早商,所以实际上是把我国青铜器起源的时限断在商代了。唐兰的观点略嫌激进,因为他作为立论根据的所谓仰韶文化时期的两块铜片,实际上是仰韶文化遗址扰土层中的晚期之物,所以铜器起源于仰韶文化之说尚有待进一步的证明。安氏的观点则过于慎重,因为将历史文献与大量考古成果结合起来看,我国在商代之前无疑就有铜器了。

  我国青铜器应该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(约为公元前三十世纪至前二十一世纪),距今约五千年。在马家窑文化、马厂文化、齐家文化、火烧沟文化、龙山文化等遗址中都发掘出器类不一的青铜制品,均为小件实体器,多工具和兵器。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,青铜器的器型逐渐变大,器类逐渐繁多,其上刻铸的铭文也由短变长,文体与内容也越来越繁复,由此形成我国古代蔚为壮观的青铜文化。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(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),时代的巨变同样反映在了青铜器上,此时的青铜器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。

  一。 器类

  周平王东迁,王室衰微,“礼崩乐坏”,因此礼器减少、日用器增多,王朝器减少、诸侯器增多。铁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,青铜礼器已处于尾声。

  二。 铭文

  随着竹帛的广泛使用,文字应用日繁,琢于盘盂终不如书于竹帛方便,故有铭器少、无铭器多,铸款少、刻款多,而在为数不多的有铭器中,铭文亦日趋简短。

  1. 字数减少 西周建立以后,宗法礼制空前巩固成熟,作为礼制体现物的青铜彝器也臻于鼎盛,从而促进了铭文的蓬勃发展。此一时期铭文明显加长,甚至出现了近五百字的长铭。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铜器铭文锐减,原先盛极一时的长记事体已明显衰落。册命体近乎绝迹,因为王室衰微,无人再以接受册命为荣。述及先世功绩以及祭祀、征伐内容的铭文体式也大为简化。此时以这种“复返于粗略之自名”的铭文为主流。

  2. 韵文普遍出现 如秦公簋、栾书缶、许子钟等。

  3. 图形性氏族文字绝迹 商代铭文中有较多图形性的氏族文字,这类文字置于铭文之前后、上下,置于铭后者不与末句连读。周初铭文中虽仍有此类文字,但已没有单独存在的,而且位置多固定于铭文之末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这种图形性氏族文字绝迹。

 

  4.纪年方法变化 商代铭文中记时的顺序是日、月、年。纪日用干支,多置于铭首;纪月云“在某月”;纪年云“唯王某祀”,多置于铭末。西周大抵为王朝卿士之器,纪时统于王,称“某王某年某月”按年、月、日的顺序纪于铭首。春秋战国大抵为列国诸侯巨族之器,纪年常系于本国,如邓伯氏鼎“唯邓八月初吉”,鄀公簋“唯鄀正二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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